今年是我的伯父卢太煌壮烈牺牲80周年。我们家称得上爱国民主人士家庭，大伯当年被送到上海接受高中教育。他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学生抗日运动。1941年2月11日深夜，他在暂住地留下一张便条，就去盐城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直到1946年春天，伯父通过如皋一家纱行的朋友转达给家人他“一切平安，勿要惦念”的消息。
1949年2月2日（正月初五），南通城和平解放，解放军列队进城。我的爷爷卢潜庵带领着一批工商界人士站在欢迎人群中，但直到结束也没有见到自己大儿子的身影。
南通城解放后，在市各界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我爷爷见到邹强市长，向他汇报了卢太煌参加革命的情况，并请组织上帮助寻找其下落。邹市长在会议结束后请市军管会负责同志联系所属南通地区部队设法打听。其间，我爷爷准备登报寻亲。邹市长得知后，建议他最好不要急于公开寻亲，因为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国内形势复杂，不排除大伯可能以实名潜伏在外，寻亲会暴露其真实身份。邹市长还建议为安全起见，可先办理烈属手续。爷爷考虑再三，认为还是要等到有确切消息再说。1955年3月，我出生了。爷爷给我取名为“小煌”，以慰自己的思儿之情。
1956年起，爷爷卢潜庵先后担任了南通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还要主持民建、工商联的工作。其间，他与长期在南通地区开展地下党工作的谢克东、王敏之、曹从坡等领导联系，请求他们帮助打听大儿子的下落。但直至1966年8月病逝，爷爷都没能得到确切信息。
我的母亲卢建廷在跃龙桥小学、通师一附等学校任领导期间，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我伯父的情况。当年在南通开展革命工作的吴沐初、刘光、朱剑、穆国纯、钱钧等老干部，都很关心此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75年春节后终于有了线索。
那年春节后的一天上午，我家远房亲戚卢心竹先生来我家说：“有位刚从军队离休的干部到我家玩，说他有位老战友卢太煌，1946年在海安战役中牺牲了。”卢心竹爷爷与我爷爷关系密切，我爷爷房间里挂着他画的花鸟画，两人经常交流、吟诵诗文。在心竹爷爷牵线下，大伯的战友刘训伯伯来我家，讲述大伯旧事。刘训伯伯在抗大五分校的老同学中，卢太煌是为数不多的老乡，关系密切。在1946年9月海安攻城战中，刘训伯伯也受了重伤，被担架抬着后撤时经过七团阵地，了解到七团团长林少克、卢太煌等多位战友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的确切消息。徘徊于我们家人心头二十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刘伯伯也实现了夙愿，十分高兴，随即联系到大伯生前另一位战友汪德刚伯伯。汪伯伯热情干练、文思敏捷，身体中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强撑着先后发出了40多封信函给当年七团的老战友们，详细询问战斗时的情况，又将回信的内容汇总，致信大伯生前所在部队。经核实，部队发公函至地方政府，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1977年5月发放了卢太煌烈士的纪念证书。
据卢太煌在新四军盐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第二期五队的同学回忆，新四军1941年2月整编完成，充实干部。江南等地一批有志青年和部队部分干部去抗大五分校学习，卢太煌正在其中。在分校学习期间，他由于觉悟高、进步快，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十八岁。
卢太煌生前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的战友回忆，卢太煌1941年9月底从抗大结业被分配到七团工作，先后担任团政治处特派干事、二营特派干事、团政治处锄奸保卫股长等职。就以他担任锄奸保卫股长时的情况来说，抗战年代，“锄奸”二字意味着枕戈待旦、九死一生，稍有不慎便可能落入陷阱。他始终冲在第一线，从未退缩。
曾与卢太煌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回忆，他生前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功卓著的野战主力，被新四军授予“老虎团”称号。
真相水落石出，亲人悲喜交织。作为晚辈，我将把一份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