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南通州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其中不乏科举世家，清代崇川孙氏独占鳌头。据《新安迁通孙氏家乘》（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记载，清初崇川孙氏始祖由安徽休宁迁入通州，后定居崇川一带。旧通州城南附近“孙家亭”一带（今无存）为崇川孙氏故居所在，张謇先生日记中记有去孙家亭拜访孙登瀛一事。
清代崇川孙氏“五代六人成进士，一门三世列乡贤”，张謇先生赞叹为“吾通科第第一家”。崇川孙氏五代六进士依次如下：孙闳达——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进士；孙兆鳌——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孙闳达玄孙；孙廷元——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进士，孙兆鳌之子；孙铭恩——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进士，孙廷元之子；孙登瀛——咸丰二年壬子（1852）恩科进士，孙铭恩之子；孙赞清——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进士，孙登瀛堂弟。
孙登瀛，道光十一年（1831）生，字继亭，通州人，清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二甲进士第97名。据《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选举志》所载：“孙登瀛，咸丰二年壬子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其父为晚清名臣孙铭恩（1809—1854），在咸丰三年（1853）担任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督安徽学政。从道光十五年到咸丰三年期间，孙铭恩接连收到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的10道封赠家人的诰命圣旨（现藏于徐州圣旨博物馆）。
孙登瀛不仅为科举世家之子，还是将门之后。因其耿直，被称为“痴丈”。关于这个外号的由来，《崇川书香录》写他“性梗直，辩论经义不少屈，时人号为孙大痴”。关于孙登瀛性格耿直、爱辩论经义似“痴丈”，张謇先生在《柳西草堂日记》中也写道：“辰刻起。肯堂来。早餐后，至南门祭祖毕，访孙芝亭，从肯堂请也。至则见于孙家亭上。通人目孙为大痴。坐次词锋风发，肯堂、芝亭互相争讼，余为持平之。留孙处饭，别不一言谢，芝亭喜甚，月下送余与肯堂至东门乃返。”孙登瀛与张謇先生交往密切，张謇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诣痴丈、与痴丈剧谈、得痴丈手书、送痴丈归、邀痴丈小饮……同时还赠孙登瀛楹联“暮年欲学柳下惠，世人只数曹将军”。
孙登瀛在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十九年（1893）担任余西东渐书院院长（现四甲中学），《南通县图志》称赞他“教士有法，灶户子弟向学者日增”。《崇川书香录》称赞他“主讲东渐书院二十余年，造就滨海之士甚众”。孙登瀛作为书院院长，负责撰写书院学规、课试章程，而关于他的著述思想却不可见。
近日偶得两页木刻闱墨散页，应为清咸丰壬子恩科会试中，孙登瀛在第二场五经义里所作的《诗云画尔》全文，共九百余字。它不是考场手写原稿（手写原稿叫墨卷、朱卷），是考完后坊间雕版复刻印刷的文本。该篇原题《诗云画尔于茅》，题目截取《诗经·国风·豳风·七月》语句：“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八股截取出题简化为题名《诗云画尔》。这四句诗写的是先秦豳国农夫在秋收结束、寒冬来临前的生活：他们割茅草、搓绳索、修缮房屋，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同时早早做好准备，只等来年开春便下地春耕。孙登瀛对此理解为：“顾功不能并日而成，谋必须先事而豫。因时于天，取材于物课，力于人夫，岂好劳哉。”他认为农有闲时但人无闲日，秋收之后看似农闲，但要预备来年，不能懈怠。
同时孙登瀛认为凡事预则立，不仅仅是农民种地，修身、治学都要提前规划。他在文中写到“诗故终咏之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力役之无时也。鼛鼓频闻，何暇向穷檐而勤修葺耶，而豳民无虑也。念野处蓬蒿托迹，岂敢望竹苞松茂，光大门闾。惟是弥缝补苴，暂避风霜。于岁暮迨阳和布令，又将有事西畴矣。樵采其不禁也，操作其不辞也……而春田无旷，夏屋堪棲，不致以舍业而嬉，屡劝咨磋于保介也。诗人盖深观民事之宜勤，而咏□及之征调之无巳也”。
孙登瀛的文章风格朴实，关爱民生，他在文中所写亦是清末南通文人耕读精神的真实写照：“缲席伴辄之寒，机邻火其犹明也。”即使在寒夜中伴着织席的劳作，身边的织机旁灯火仍明；即便身处清苦环境，仍坚持伏案耕读、不废课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