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奔流至南通与常熟之间，江面豁然开阔。北岸是南通，南岸是常熟，隔江相望，不过百里之遥。然而在晚清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短短一江之隔，却连接着两个状元、两代帝师、一段被后世传颂为典范的师生情谊。

张謇与翁同龢的交往，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同乡、师生、挚友”。而这一切的起点，恰恰是那一江之隔的乡谊。

一、同乡之谊

张謇，江苏海门人，祖籍却是常熟。元朝末年，张謇先祖为避兵灾，从常熟迁往通州石港。翁同龢，江苏常熟人。两人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祖籍相同。常熟与南通隔江相望，旧时过江不过半日水路，算是近邻。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乡的亲和力，为这段情谊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翁同龢对张謇怀有深厚的同乡之谊，并非仅仅因为祖籍相同这一层浅表的联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常熟与通州之间那种剪不断的文化血脉与乡土记忆。常熟自明清以来便是江南文脉重镇，翁氏家族更是常熟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自翁同龢祖父辈起便以诗书传家、科第连绵。而张謇虽生长于海门，其家族却始终口耳相传着“祖上来自常熟”的根脉记忆。这种跨越数百年、跨越长江的祖籍认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力量。

翁同龢作为常熟士绅的领袖人物，对从常熟迁出的张氏后裔自有一种“看顾乡亲子弟”的责任感。更何况张謇才华出众、抱负不凡，翁同龢在他身上看到了常熟文脉在江北的延续——这不仅是同乡之情，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在京师官场中，翁同龢见惯了南方各省士人结党互助的局面，而他自己门下的常熟籍门生并不多，张謇的出现，恰如故乡江面上漂来的一叶归舟，让他倍感亲切。他曾对友人言：“张謇虽居海门，其根在虞山，吾常熟之秀也。”这一句“吾常熟之秀”，道尽了翁同龢内心深处对这位江北后辈的乡土认同与殷殷期许。

翁同龢出身显赫——父翁心存为体仁阁大学士，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他自己更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二十六岁时便夺状元桂冠，此后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并成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而张謇出身农家，家境衰而复振，科举之路坎坷异常。这样两个出身悬殊的同乡，因才学而结缘，因志趣而相知，终成一段佳话。

翁同龢

张謇

二、赏识之初

张謇早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为其起草奏疏、撰写政论。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督师赴朝平乱，张謇随军来到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才气纵横、见识不凡，引起了清流派领袖翁同龢、潘祖荫的赏识。

张謇能入翁同龢法眼，靠的不是寻常的诗文辞赋，而是一组关于朝鲜问题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展现了他对国际大势的清醒判断和处置危机的实际才干。壬午兵变平定后，张謇目睹朝鲜统治阶层纲纪紊乱、日本军事威胁步步紧逼，连夜带病写出《朝鲜善后六策》。这部策论的核心主张极为大胆：援引汉朝处置朝鲜之例，实施“属藩置县”，或仿周朝设置“监国”，将朝鲜进一步纳入清朝的直接管控之下；同时主张“规复”琉球，兴师东征，痛击兼并中国属藩的日本。在具体条目上，《朝鲜善后六策》分为“总论”“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课吏治”“谋生聚以足财用”“改行阵以练兵卒”“谨防圉以固边陲”七部分，内容涵盖选士、吏治、财政、练兵、边防等各个层面，条分缕析，言之灼灼。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幕僚，能在短短数月间拿出一套涵盖内政改革与对外战略的系统方案，其视野之开阔、思虑之周密，在当时的年轻士人中极为罕见。

翁同龢看到这些文章后的反应，史料有明确记载。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递呈到天津后，被李鸿章“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但文章通过其他途径传到了京城，“清流”显贵们阅后“咸以为善”。翁同龢正是其中之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是在纸上谈兵。张謇在朝鲜期间“理面前敌军事”，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的全过程，他的判断是从实地观察和亲身经历中生长出来的。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光绪帝师，深谙朝堂上能写漂亮文章的人比比皆是，但既有文章之才、又有实务之能的人，才是真正稀缺的。张謇的《条陈朝鲜事宜疏》中那句“今闻日本忽以重兵胁制该国王，令立向来不属中国之约，恃强犯顺，情事显然”，对日本扩张意图的判断一针见血，远早于朝中多数人的觉醒。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合，拥护光绪掌权，正需要这样才学出众、立场相近的人才来充实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的朝鲜策论不仅是一组政见，更是一份投向“清流”阵营的“投名状”——翁同龢从中看到了一个既有见识又有胆魄的年轻士人，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理想门生。

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张謇参加优行生会试时，主考官夏同善与吴长庆便一起向正在毓庆宫书房轮值的翁同龢介绍了这位年轻的通州才俊。翁同龢开始注意这位与常熟一江之隔的青年。此后，翁同龢对张謇的关心从未间断。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赋诗《奉呈座师常熟尚书》四首，诗中写道：“十年辽海军，苦辛狎泥滓，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可见张謇早在吴长庆幕中时，便常收到翁同龢的问候。翁同龢在写给吴长庆的信函中，常不同寻常地附笔问候张謇——这种在给主帅的信末特意问及其幕僚的做法，在翁同龢的通信习惯中极为少见，足见他对张謇的关注早已超出了寻常的同乡之谊。

据史料记载，翁同龢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其一，张謇确有过人才学。翁同龢是状元出身，自己就是科举制度的顶尖人物，识才爱才乃其本性。张謇的文章见识，让他看到了一个可以寄予厚望的读书种子。

其二，政治的需要。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合，拥护光绪掌权，正需人才充实阵营。张謇才学出众、立场相近，正是他寻觅的理想门生。时人将张謇归入“清流”阵营及“翁门六子”。

其三，乡谊的天然亲近。同乡之谊，在官场中自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与亲近。

三、科场之助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对张謇的提携贯穿了整整十年。

1885年秋顺天乡试，张謇以第二名中“南元”——即南方人参加北方试的第一名举人。就在这次乡试前，张謇与翁同龢第一次见面。翁同龢亲自前往城东单牌楼文昌关帝庙，看望借宿在那里的张謇。一位两朝帝师、朝廷重臣，亲自登门拜访一位借宿庙中的穷书生——这次拜访让张謇出乎意料，备受鼓舞。

然而此后的科举之路，却是一波三折。从1886年到1892年，张謇先后四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每次会试，主考官翁同龢与潘祖荫都想取中张謇，谁知三次都弄巧成拙，误把别人的卷子当成张謇的卷子。科举制度的严密，即便主考官也难于任意提拔自己中意的考生。翁同龢几番苦苦寻觅，终究错选了别人的试卷。这其中的懊恼与惋惜，不难想象。

但翁同龢并未放弃。据学者研究，翁同龢在场外对张謇采取了枉顾、赠言、馈银、谋差、荐兄等多种奖掖形式，贯穿于张謇应试全过程。张謇落第后，翁同龢极表惋惜，有意挽留他在京师做官，被张謇婉言谢绝后，又以百金相赠。其爱才、惜才之心，溢于言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恩科会试。翁同龢首先想到张謇——因上次礼部会试自己弄巧成拙错录了他人而让张謇落榜，心中总有愧疚惋惜之感。这次机会来了，他欲尽力弥补，写信力劝心灰意冷的张謇再作最后一试。

这一次，翁同龢志在必得。

会试之后，张謇中贡士第六十名。复试时，翁同龢特意将他录为第十名，使其有了殿试资格。殿试之时，翁同龢提携之心已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翁同龢在试卷上写下评语：“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随后，翁同龢劝说其他阅卷官将张謇定为第一。在光绪帝面前，他极力推荐：“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光绪帝甚为高兴，“以一甲一名引见”。至此，四十一岁的张謇终于登上了科举制度的巅峰。翁同龢十年心血，终成正果。

四、政见之合

张謇高中状元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张謇同为主战派，书信往来频繁。在1894年7月2日至8月21日短短五十天里，张謇就给翁同龢发出了二十封紧急函件，充分反映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张謇还上书弹劾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主和误国。

翁同龢与张謇，不仅是师生，更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他们的政治观点高度一致，核心在于对日强硬、反对妥协，以及对李鸿章主导的北洋体系的不信任。早在甲午战前，张謇就通过翁同龢向朝廷建言，主张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直隶总督，以“分淮系而制约之”。这一建议反映出二人对李鸿章长期把持北洋军政大权的共同忧虑。

翁同龢作为帝党首领，在朝廷中利用其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身份，对李鸿章的战备和议和主张进行钳制；张謇则以翰林院修撰之职，以言官之笔充当帝党的急先锋。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单独上疏弹劾李鸿章，指责他“战不备、败和局”，并奏请朝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翁同龢则在朝堂上抨击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属故意拖延而错过战机。二人一内一外，一在朝堂力争，一在台下呼应，形成了帝党攻击李鸿章最锐利的组合。时人将张謇归入“清流”阵营及“翁门六子”，正是看到了他与翁同龢在政治上的紧密配合。依附李鸿章淮系的文人曾言：“时常熟（翁同龢）秉政，误入殿撰（张謇）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迎合上意，极力主战”——这句话虽含贬义，却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张謇的言论对翁同龢决策的直接影响，以及二人在对日问题上的高度默契。

《马关条约》签订后，两人皆痛心疾首。张謇在现实面前，认定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因为有此认知，为他日后弃官从商、实业救国埋下了伏笔。

五、朝堂之对

甲午战前，清廷内部早已形成以光绪帝师翁同龢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李鸿章为实力支柱的“后党”两大阵营。帝党人员包括孙家鼐、志锐、文廷式、张謇等，奉翁同龢为首领，掌握发布上谕的权力；后党则以李鸿章为“核心”。两党的分歧，远不止于甲午战和之争，而是关于帝国权力归属与改革路径的根本性对立。

翁同龢对抗慈禧的方式，主要依托其帝师身份和户部尚书的财政权柄。他看出光绪想借对外战争扩张权力，便主动奉迎君意，以主战姿态为帝党争取政治主动。与此同时，他利用主管户部的职权，对李鸿章主导的北洋体系实施系统性掣肘。

1886年翁同龢接任户部尚书不久，便查出李鸿章亲信、津海关道周馥瞒报“洋药”厘金收数一事，李鸿章连忙派人携巨款到京活动，遭翁同龢严拒，最终周馥被参去职。此后翁李之间冲突不断：翁同龢不支持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与孙家鼐等联衔上奏要求缓修；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翁同龢借机奏准停办李鸿章的《海防事例》，改为《郑工事例》，直接截断了北洋舰队的常年维修经费来源。自1891年起，翁同龢更以国库空虚为名，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再向海外购买军舰。据说李鸿章正在向外国订购的一艘快船因此作罢，最终被日本买去——这就是甲午海战中令北洋水师吃尽苦头的“吉野”号。

张謇则以言官之笔，成为帝党攻击李鸿章最锐利的刀锋。甲午战争爆发后，这个进入翰林院不过四个月的修撰，以个人名义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奏请朝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此举使他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彻底决裂。两人之间的芥蒂早在壬午兵变后便已埋下：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对朝鲜采取更强硬的干预政策，李鸿章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甲午战争的惨败印证了张謇当年的判断，也让他对李鸿章的不满从政见分歧升格为公开的政治决裂。

翁同龢、张謇与李鸿章之间最大的分野，在于政治身份与改革逻辑的根本不同。李鸿章忠于太后，翁同龢忠于皇帝；李鸿章是洋务派，翁同龢是清流党。这一身份差异决定了他们对“如何救国”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截然相反。李鸿章以“裱糊匠”自居，承认大清是一座破房子，自己能做的只是在旧体制的框架内修修补补。他的洋务事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均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企业权力牢牢掌握在官僚手中，商人出资而“官”掌其权。这是一种在旧制度内部嫁接现代器物的路径：不触动权力结构，只求技术上的追赶。

翁同龢与张謇代表的清流路线，逻辑起点截然不同。清流以儒学的“固性和刚性”为底色，在甲午之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始终与借法自强的洋务一派“相对峙”。他们关注的不是造多少艘军舰、开多少家工厂，而是朝廷的纲纪是否清明、君权是否稳固、吏治是否整肃。翁同龢卡李鸿章的军费，表面上是财政之争，深层逻辑却是：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私人政治资本，而非朝廷可以完全掌控的国家力量。他“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打得好，朝廷收其功；打不好，正好借机整顿淮系集团，将军事权力收归中枢。

张謇后来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走的恰恰是对李鸿章模式的自觉反叛。他深谙官办之弊，执意采取“商办”形式，后因集股困难才改为“绅领商办”，但讲明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参与企业管理。这与李鸿章“官督商办”下商人出钱、官僚掌权的逻辑截然相反。张謇要把企业办成真正属于民间、属于地方的事业，而不是官僚体系的附庸。这是从“清流门生”到“实业家”的转变中最关键的一步：他继承了翁同龢对官僚腐败的批判，却不再寄望于通过整顿吏治来拯救帝国，而是选择在体制的边缘重新生长出一种新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翁同龢与张謇对抗慈禧和李鸿章的方式，不仅仅是甲午主战与主和的对立，也不仅仅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它触及了晚清改革中最深层的困境：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于宫廷的旧体制里，任何真正的变革究竟是应该从内部修补，还是从外部重建？翁同龢终其一生未能跳出这个困境，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进退失据、在太后与皇帝之间的两不讨好，正是这种困境的缩影。而张謇，在大生纱厂的机器轰鸣声中，给出了另一种回答。恩师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学生却在江海之滨，用实业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劈开了一条新的缝隙。

六、患难之见

然而风云突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翁同龢在变革与守旧之间进退失据，在太后与皇帝之间两不讨好。加上政敌刚毅、荣禄等人的攻讦构陷，最终落得“开缺回籍、革职编管、永不叙用”的下场。

翁同龢从“位极人臣”到“开缺回籍”，其郁愤之意可想而知。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相赠，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不过半月，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恩师的遭遇，让他目睹了官场的险恶。“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便是张謇当时的心境写照。

翁同龢回到常熟故里，张謇正在南通。一江之隔，书信常有往来，张謇也多次前往常熟看望。在翁同龢被罢官后的七年中，张謇没有因老师失势而退避三舍，反而更加挂念这位师长。他不仅写诗宽慰恩师，还时常送去生活用品。据记载，在翁同龢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张謇曾多次跨江看望，送予银两物品，且多有雁诗鱼文、时问节候，给老人以慰藉与温暖。

张謇曾三次专程到常熟看望翁同龢——分别是1899年、1901年和1904年。每一次跨江而过，都是对“患难见真情”最真切的诠释。

翁同龢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关心支持张謇的事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三日，张謇历经四十四个月艰辛筹办的大生纱厂终于开车投产。翁同龢特地从常熟隔江派小船送来一副手书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这副对联，至今仍镌刻在南通大生纱厂大门外的石牌坊上。短短十六个字，既是对学生事业的肯定与祝福，也是一位落魄帝师对民族工业崛起的殷切期盼。

七、身后之念

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在常熟病逝，终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自拟挽联一副，遗命张謇为之书写。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

这副集句联，上联出自《论语·里仁》，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张謇用“下语微婉”四字评之——语涵褒贬，言在此而意在彼。一位曾经权倾朝野的两朝帝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告别。张謇悲痛不已。他不仅亲笔书写了恩师的自挽联，还自撰挽联一副。翁同龢去世后，张謇前往吊唁，助修了恩师的墓庐。然而最深的怀念，还在七年之后。

民国十年（1921年），张謇已年近古稀。这年二月十五日，他前往常熟虞山白鸽峰拜谒翁师墓。祭扫之后，他登上虞山之巅，远眺长江北岸的南通五山。烟雾缭绕中，江南的虞山与江北的五山隔江相望。张謇心中忽然萌生一念——要在江北的山上，建造一座可以望见虞山的小楼。

回到南通后，张謇于当年春天在马鞍山东岭筹备建楼。在建造过程中，年近古稀的他多次前往现场督工。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小楼落成。张謇亲笔题写楼名——“虞楼”。楼前的楹联也是他的手笔：“山根拟改丹砂井，江上唯瞻白鸽峰。”白鸽峰，正是翁同龢墓所在地。张謇为虞楼撰写的匾跋，道尽了他半生的思念：

“黄泥东岭，南望虞山，势若相对。虞之西鹁鸽峰下，则翁文恭之墓，与其被放还山后，墓庐在焉。曩过江谒公之墓，陟虞巅，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殊不知涕之何从也。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

“名虞楼以永之”——以一座楼，永远铭记一位恩师。这便是张謇对翁同龢最深沉的回报。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月五日，春意正浓，七十三岁的张謇再次登上虞楼。他留宿于此，写下《宿虞楼》一诗：“为瞻虞墓宿虞楼，江雾江风一片愁。看不分明听不得，月波流过岭东头。”

江雾江风，隔江而望，恩师的墓庐在雾中隐隐约约。看不分明，听不得声——只有月光下的江波，无声地流过山岭东头。这二十八个字，写尽了一位古稀老人对恩师的绵绵追思。

八、余响

翁同龢与张謇，两代状元，一对师生。翁视张为传人，张视翁为恩公。

张謇对翁同龢的回报，不是官场上的攀附，不是权谋中的算计，而是一生的敬重与怀念。他在东奥山庄受颐堂正面悬挂翁同龢画像，表达对老师知遇之恩的感激。他在恩师落魄时跨江探望、送银赠物。他在恩师病危时遵命书写挽联。他在恩师身后助修墓庐、建楼永念。他甚至因想起翁同龢的遭遇，婉言拒绝了端方推荐他做宣统皇帝老师的邀请。

而翁同龢对张謇的提携，同样超越了寻常的师生关系。从1885年到1894年，十年间五次科考，翁同龢始终不弃不离。场内的荐卷、场外的赠金、失意时的挽留、得意时的推荐——翁同龢几乎用尽了一个帝师能用的所有方式，将张謇推上了晚清的历史舞台。

这段师生情谊之所以被后世传为典范，不仅因为翁同龢的“知遇”与张謇的“感恩”，更因为他们的情谊超越了私恩，上升到了家国情怀的层面。翁同龢支持张謇的实业救国，张謇继承了翁同龢的忧国忧民。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同为主战派，在戊戌变法中同遭挫折，最终一个被贬回乡，一个弃官从商。但两人隔江相勉相望，亦师亦友。

今天，在长江北岸的马鞍山顶，虞楼依然静静地矗立着。登楼南望，长江浩荡东去，对岸的虞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一百年前，张謇在这里怀念他的恩师；一百年后，我们在这里追忆那段跨越江海、跨越时代的师生情谊。

虞楼无言，江流有声。那一份“名虞楼以永之”的深情，至今仍在江风中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