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实业家中，兼有军旅生涯的并不多见。至于随军开赴国外（朝鲜）平乱，直面复杂局面，不仅协助统帅一招制胜，而且着眼于中、朝长远利益，制订“善后六策”等方略，受到两国有识之士“膏肓箴石”高度评价的，则非张謇一人莫属。

张謇与“壬午兵变”

1874年，张謇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担任发审局孙云锦的幕僚。1876年，又因吴长庆邀请，改入庆军幕府，开始了早年的军旅生涯。但真正让军中“办文事”的张謇感受到战场上厮杀声、硝烟味的，还是1882年（壬午年）朝鲜的“壬午兵变”。“壬午兵变”本是朝鲜国内一次反封建的士兵暴动，因处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急速向朝鲜扩张的背景下，亦含有浓厚的反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成分。中、朝两国为友好邻邦，长期维持宗藩关系。藩属国朝鲜接受清政府的册封和保护，反之，清政府作为宗主国政府，亦负有帮助朝鲜维护统治秩序，免受日本侵略的责任。

该年8月7日，吴长庆突然接到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与商朝鲜事”的军令，张謇遵命随行，从山东登州赶往天津参与密谈。通过密谈，张謇不仅被告知“高丽、日本斗衅”大致情况，而且获悉了清政府已答应朝鲜政府请求，决定“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吴长庆则率领庆军赴朝具体负责平乱等重大机密。军情紧迫，又事关宗藩大局，12日，吴、张返回登州当天，庆军赴朝准备工作随即启动。按照惯例，幕僚在军中本无多少话语权，显然出于吴长庆的授意，张謇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身居核心位置，被委以协助“理画前敌军事”，实际上承担了赴朝庆军参谋长兼秘书长两项职务。大凡“水陆两军”调遣、军用物资采办、前后方军情联络，以及文书撰写等均属其职责范围。肩负重任，不巧时逢秋闱，周家禄等幕友大都赶往京城参加顺天乡试，张謇却因“丁内艰独留”。可见张謇这次与“壬午兵变”相遇，也迎来了对个人时局应变能力与勤苦办事能力的双重考验。张謇连续四天独自面对，“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用于上奏清政府的《援护朝鲜事宜疏》，与赴朝后宣传庆军为正义之师的《谕朝鲜檄》两份重要文件亦告完成。17日，“威远”轮军舰以及其他运兵船在茫茫夜雨中往东驶向渤海深处。海上行程共有三天，张謇又全程参与了吴长庆和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间的笔谈，用于了解朝鲜国内军情；登陆朝鲜后的行军途中，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来访，张謇再度协助吴长庆与之交涉，以挫日方气焰，并摸清其底牌。随着庆军逼近首都汉城，军中侦探带回的情报日益增多，朝鲜国内尤其是汉城兵变后的复杂形势逐渐明朗，赴朝平乱中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

平乱成功，张謇获“赐三品服”

事件既称为“兵变”，庆军赴朝则为平乱。政权问题历来是根本问题，撤换掉乘乱篡权的大院君李昰应，让在兵变中下台的朝鲜国王李熙复位，无疑是解决“兵变”、平乱中的关键环节。吴长庆、张謇的优势在于，所率庆军为宗藩关系下“越境问罪”的正义之师，士气旺盛，且赴朝后兵贵神速，李昰应颇有些猝不及防。困难在于，庆军毕竟在国外陌生环境下扎营，武力展开遭遇的未知因素较多。故最好能在减少武力介入的背景下，解决好权力中枢人物的更换，以尽快恢复朝鲜的社会秩序。21日，庆军登陆朝鲜内港马山津当晚，张謇根据连日思考，向吴长庆提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戡乱策”，两人并为实施“戡乱策”的可行性与具体方法进行了讨论。25日，“去王京七里”，兵临汉城城下。张謇又建议吴长庆擒贼先擒王：“速入城，觇昰应动静，乘机执送”。经马建忠等人共同参与讨论，吴长庆认为，实施这一建议虽冒一定风险，但出奇制胜的把握性较大，如获成功，朝鲜将以最小代价、最短时间恢复社会秩序，最终拍板实施。26日，吴长庆先以轻骑进汉城拜访李昰应，李昰应稍晚回拜，同样以轻骑抵庆军营中与吴长庆“反复笔谈，延至日暮”。其间，吴长庆暗中“以计遣其护从”。“护从”一旦遣散，即令丁汝昌以肩舆拥李昰应就道，连夜押往南阳后乘轮送往天津软禁。未费一兵一卒，即将李昰应赶下朝鲜政治舞台，张謇的建议收获圆满成功！在庆军的保护与支持下，被废黜的国王李熙很快得以复位。

李昰应突然消失，其余党顿陷群龙无首境地，但余党人还在，心不甘。27日，汉城全城宣布戒严，以震慑仍在窥探形势，聚众闹事的余党死硬分子。与此同时，张謇陪同吴长庆会见朝鲜左承旨严世荣，向外界传递出两条信息：一由严世荣透露，李昰应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且受到善待。二由李熙转述，庆军并未忽略李昰应与李熙为父子这一亲缘关系，清政府“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两条信息都含有安抚余党，减少他们对抗庆军敌意的用心。事态发展证明，上述措施虽有成效，武力展开仍须预备。28日晚，张謇获悉“乱军有思逞之意”，又据李熙密报，枉寻里、利泰院两地系“乱军所居”，请求剿灭，随即协助吴长庆下定决心实行攻剿。29日凌晨开始，吴长庆“自攻利泰，别遣将攻枉寻”，激战到中午，“阵斩数十人，禽一百余人”。平乱规模不大，庆军获得完胜。张謇稍后撰《募捕逸渠招安余党示》，用以进一步肃清余党残余势力。赴朝这唯一一场军事平乱成功，亦对花房义质形成威慑，经与之反复谈判，日本同意撤兵。9月6日，张謇获李熙赏赐酒食，22日，又获“赐三品服”。23日，张謇随吴长庆率部分庆军乘“瀛洲”轮班师回国（另有部分留守朝鲜）。

吴长庆高度评价张謇

渡海回国途中，张謇感觉不适。28日抵天津后，又很快“感寒而病”。回顾赴朝平乱期间，张謇精力充沛，为何刚回国即患病躺倒？其实，张謇在朝每日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又随庆军频繁移动，每驻一地“席地卧，熏湿殊甚”，风寒邪气乘虚入侵，早在体内埋下病根。只因军情紧张，张謇专注于协助吴长庆平乱，未能顾及自身。一旦回国，身心稍一放松，风寒类疾病就突破身体防御系统发作。

因为患病，张謇获得了一次在天津、登州养病的机会，亦让张謇得以从容回顾赴朝经历，总结朝鲜“兵变”发生的社会原因，思考平乱结束后的朝鲜善后问题。善后问题不仅与维护好中、朝两国宗藩关系，乃至东北亚的传统格局密切相关，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求解答案还必须考虑因时代变迁带来的重大挑战等新因素。张謇身为幕僚，地位不高，却将探索这一与江山社稷有关的大事奉为己任，充分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班师回国前，张謇即开始偷暇撰写《朝鲜善后六策》，回国后，《善后六策》首先完稿。稍后，张謇又一气撰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琉球策》两篇文稿。三篇文稿主题相同，侧重不同。比较而言，《善后六策》一篇，张謇最为看重。全文2500多字，按“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以才”“严澄叙以课吏治”“谋生聚以足财用”“改行阵以练兵卒”“谨防圉以固边陲”六方面分别论述。为了让内容更趋完善，张謇不仅在中、朝两国友人中进行过小范围内传阅，以求斧正，而且围绕“六策”发起过一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笔墨讨论。张謇还设法将《善后六策》上呈李鸿章、翁同龢、潘祖荫等，以引起清政府对朝鲜善后问题的重视，只因掌握实权的李鸿章“嗤为多事”，《善后六策》遭遇搁置。时隔29年后的1911年，张謇还对李鸿章此举愤愤不平。

回国后，吴长庆为张謇请功：“此次捷速如是，……临时则赖张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后者同样高度评价前者：“謇游海内近二十年矣，……欲求一心地正大，勉彊折节，以意气与天下士相取合，如吴武壮者，曾几何人？”立足于英雄与时势互为因果的角度分析，壬午赴朝平乱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人的相互倚重与契合。这种相互间的倚重与契合也成就了双方，尤其成就了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