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龙

银杏树，在我们老家习惯性地被称作白果树。

父亲在的时候，老家门前有两棵银杏树，东边一棵是伯父家的，西边一棵是我们家的。按西乡人的习惯，父亲，我们平时叫“爹”，伯父叫“大大”。爹在世时，跟我们说过，两棵银杏树是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大大一起栽的。

大大家的银杏树，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母白果树，她很早就能结出白果；我们家的这棵白果树，却从来没见它挂果，我们都习惯地认为它是公白果树。自古以来，公猪不下崽，男人不生孩，天经地义的事儿。

尽管我们家的白果树不挂果，但是长得却挺帅，主干笔直向上，身材魁梧壮实，记忆中个头大约得有20米，那盖头也是遮天蔽地的。春天伊始，银杏叶碧绿碧绿的，嫩翠可掬，让人看了神情爽悦；秋天时，它又是另外一个景象，满空中飘飘洒洒的都是金黄，一片收获成熟的荣耀；即使冬天，那褪去了绿叶遮挡的肉身，那伸向空中桀骜不驯的枝枝杈杈在我们幼时的眼中都是威武雄浑的……

相比较而言，大大家的白果树身材却并不是那么魁梧，瘦削料峭的，仿佛一位营养不良的女子，但当每年的果实和金黄色的叶片掉下来，并在树根周围洒下一层的时候，我们才惊讶，她瘦弱的躯体里，竟能迸发出如此多的内涵？生命的形态如此不一样，这两棵同时栽下的白果树，便是有力的证明。

现实也类似，大大的身板壮实，力大如牛。据说他能挑着满满的一担子鸡蛋，一路打着号子，走路去无锡去做生意，好几百里的路程，而且还要赶时间；我的爹，年龄比大大小两岁，身材虽有些瘦削，却腿脚勤快，村里人都说爹的脑子好用。

两棵同年、同月、同日栽的白果树，是亲兄弟？是夫妻？抑或是兄妹？

那些年头，白果除了可以吃，还可以卖钱的。对于从鸡屁股里掏钱的贫苦人家来说，多一分钱都是好的。看着大大家的树一年又一年地结着白果，内心里对我们家这棵不能结白果的白果树，存记着深深的失望。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我刚刚九虚岁，爹就因上手臂骨癌复发去世了。爹去世时一个经典的动作就是扬起他那勉强还能抬起的另一只手，向我挥舞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是对年轻妻儿的恋恋不舍？还是对这贫苦不堪世界的告别？抑或也包含着对这个家徒四壁的家门前唯一透出些许绿意的、他亲手栽下的这棵白果树的些许留恋？这个手势，仿佛是爹留给我的禅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参悟，却一直没有参透。

爹去世的那年，我们家的白果树依然没有挂果。当然，这么多年，我们的内心尽管希望它能挂果，但明知那是一种奢望，所以也早就不对它有所指望了。老家有句话，什么人什么命，人的命都是有定数的，更何况一棵树呢？它挂不挂果，那也是自它出生后就确定了的。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在父亲周年过后不长的时间，一次在白果树下面玩，偶然间抬起头来一看，我忽然发现高高的树冠中间，竟也稀稀拉拉地结着果实。当时我的心一阵莫名兴奋，连蹦带跳地回去告诉我妈，妈也不相信，她放下手里的活儿，跟着我来到了树下，与我一起分享这种快乐。

三十多年的“公”树结果了。这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全村的人都抽空来到我们家这棵白果树前，见证奇迹，议论纷纷。

那一年，国家大事特多，开国领导人逝世了好几位，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也波及我们这儿，整个夏秋季节，我们都住在玉米秸搭成的防震棚里。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坐在防震棚前数着星星、聊着闲话的时候，我们家的“公”树结“果”的故事绝对也是当时左邻右舍们谈论的话题之一。

“公”树结“果”了，我却很少能在树下玩了，后来我离开村里，去镇上读书，渐渐远离了过去的生活，我的心也离家门前的这棵白果树越来越远了。

随着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念书，家里把那棵爹栽的白果树卖了，再后来，我当兵到了部队，而我大大也在我当兵后因病去世。我们家的连同大大家的两棵白果树都被砍伐了，砍伐后干什么去了，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想再去问询。人生如白驹过隙，只是每每想起家门前那棵高高大大的白果树，我的心里总是茫然着，隐隐作痛，爹和大大先后离开人世，他们亲手栽下的树也一同走了……

斯人若彩虹，遇树方知在。人们常说银杏树有灵性，不知道我的爹和大大在那个世界里是否还是亲兄弟？他们居住的门前是不是还长着两棵白果树？

偶读到一首佚名诗，“斜阳下，已没有了那棵树的影子，树的故事已在鼾声中睡去。”是啊，人生渐行渐远，无论是树里的故事，还是故事里的树，还有那曾经在树下玩耍的时光，一辈子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