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宏文，97周岁，1928年出生于如皋市搬经镇，1945年入伍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打击伪军和日寇，后来又在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场上续写对党的忠诚。1955年英勇负伤，荣获三等功。

“这是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胜利”

1945年，我的家乡仍然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他们到处烧杀抢掠，乡亲们流离失所。那一年，17岁的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四军。

记得去报到的时候是春天，油菜花开的日子。我被分在了一师61团，拿的第一件武器是一杆老旧的步枪，枪栓都磨得发亮了。

“枪口对准敌人，三点一线，心要静、手要稳。”班长手把手地教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来当兵，可能吃不饱、穿不暖，还可能掉脑袋，怕不怕？”我胸脯一挺：“怕就不来了，只要能赶走敌人，就算死我也不怕。”

抗战期间，我们主要在苏中、苏北一带活动，打游击，拔据点，保卫抗日根据地。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战争留下的惨状：房屋被烧成废墟，田野里满是荒芜，老人和小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些场景让我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我们一路向北，从东台一直打到淮安。淮安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日伪军在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兵力。那场战斗异常激烈，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我记得，战斗打响时，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啾啾”地从耳边飞过，打在泥土里“噗噗”作响。突然，就听身后“扑通”一声，跟我一起参军的老乡一声没吭就倒下了，血溅了我一身。

但是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伤心，我握紧了手中的枪，跟着身边的战友们一起大喊着“冲啊”。大家像潮水一样涌向敌方。伪军被打蒙了，没抵抗多久就举了白旗。

那一刻，欢呼声在城里回荡。这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在如皋西部村庄的一间小院里，97岁的汪宏文坐在沙发上，枯瘦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仿佛仍在操控当年那门日式山炮的炮栓。沟壑纵横的脸上仿佛还嵌着80年前战争里的一缕缕硝烟。

1945年，17岁的汪宏文在如皋老家加入新四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从通信员、警卫员，再到炮兵，他的青春与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紧密相连。

“我们从东台一路向北打到淮安，不久后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汪宏文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也成了他日后坚守信仰、不断前行的源泉。

1947年，汪宏文跟随部队在安徽挺进大别山，随后又奔赴山东参加孟良崮战役。那场战役异常惨烈，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但汪宏文和战友们毫不畏惧，奋勇杀敌，为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又立马迎来新的战场——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在这之前，必须强渡黄河。

“可当时黄河已经冻住，为了确保行军安全，整个部队将被子打开，铺在冰冻的河面上。”汪宏文的指尖在空气中微微颤抖，试图为我们勾勒出77年前那个寒冬的轮廓。

历史教科书上，对淮海战役的描述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而在汪宏文的记忆里，是睡在战壕里的65个日夜，是嘴唇干裂渗出的血腥味，是65天未曾换洗、硬得像铁板的棉衣。

“晚上，敌人的炮火暂时停歇，我们就挤在狭窄的、齐腰深的战壕里彼此用体温取暖，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喝上一杯热水。”这些被岁月打磨得愈发清晰的细节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肌理。

1949年，汪宏文又相继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解放上海后，汪宏文被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工作。然而，当抗美援朝的号召传来，他再一次毅然决然地主动报名。

有人表示很不理解，问他：“这边工作分配得这么好，还去朝鲜干什么？”他目光坚定地回答：“你们不懂，就算早上去，晚上就牺牲，我也心甘情愿。我就是要去，一定要去。”

就这样，他奔赴朝鲜战场，在那里战斗了四年半。“我记得朝鲜的天空到处都是美军的飞机，一天到晚飞个不停。”汪宏文作为27军炮兵排排长，毫不畏惧，一直冲在前线。

战争的残酷永远无法用言语来形容。1955年，汪宏文在一次战斗中被敌军的飞机炸伤，背上和手臂上被弹片炸得血肉模糊。直到现在，他的脑海里还一直挥之不去那个场景，“那天的飞机……像蝗虫一样，黑压压一片压过来，连太阳都遮住了”。

那次英勇负伤，令汪宏文荣获三等功，被接回国内医治。谁知在他身体恢复后，再次做出令人意外的决定——主动放弃国家安排的工作，回家务农。

对此，他的解释很简单：想父母了，想家了。

今年7月，汪宏文坐着高铁去了北京。当他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两行浊泪顺着脸颊滑落，像极了当年在战壕里用体温融化的雪水。

晨曦中，他轻声叮嘱着身旁的晚辈：“你们这一代比我们的担子更重，国家更需要你们。不论是上学、工作，还是当兵，都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本报记者陈嘉仪

·采访手记·

缺水之痛，

也是战火的烙印

采访汪宏文老人时还是夏季，他的桌前放着一杯凉白开。阳光穿过窗棂，在杯底那层浅浅的水痕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

可奇怪的是，在采访的整个下午，那杯水几乎没被动过。这么热的天，难道他不渴吗？这个细节一直困扰着我。

直到我们聊起淮海战役，聊起那个65天都没有热水喝的战壕，我才猛然意识到，这是一段被身体铭记的、关于“干渴”的创伤。

他的大儿子在一旁轻声抱怨：“我爸什么都好，就是不爱喝水，怎么说都不听。”汪老没有反驳，只是望向窗外，过了半晌才回过头笑了笑：“不是不爱喝，只是……这么多年身体似乎已经习惯了。”

水，对于这位老兵而言，曾是战场上最奢侈的战略物资，喝水是生死边缘必须克制的欲望。我想，在他的潜意识里，那一段极度缺水的记忆依然根植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或许在他的心中，克制饮水不仅仅是身体的习惯，更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与守护。

结束采访后，我为汪老的杯子里添上些许热水，但我这次没有再劝他喝下。那一刻，我开始理解并尊重这份“干渴”的习惯，因为那里面流淌着的是一条我们无法想象的、名为牺牲的河流。 陈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