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地人”在新通公司参加耕地。

苏北海滩最早的通海垦牧公司。

“沙地人”在大有晋公司参加建造遥望港大闸。

“沙地人”初到海滩时居住的“滚地龙”。

◎庄安正

“沙地人”是南通历史上对一个生活在江海交汇沙洲上特定人群的称谓。因语言与社会风俗和崇明人相似，他们亦被称为崇明人。追溯“沙地人”的祖先，大致源于明、清两朝，从苏南甚至浙江一些州县经崇明迁移来南通谋生的贫苦农民。由于落脚南通时间稍晚，“沙地人”按习俗归于客籍。20世纪初期，20万“沙地人”进入苏北沿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北向大迁移。促成中国移民史上这壮观一幕的便是爱国实业家典范张謇。

一

1901年，张謇在苏北沿海南端的吕四海滩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苏北沿海南濒长江，北至连云港，西接范公堤，东临黄海，是一个南北向的狭长地带，淮南盐场即位于这片区域。而南通除吕四等地属淮南盐场外，其他皆为沿江地区，土质肥沃，宜于农耕，人口亦极为稠密。盐业则是淮南盐场的主业，居民主要是灶民。盐场人烟稀少，人口密度尚不及南通百分之一。南通与淮南盐场接壤，人口分布上如此悬殊，在其他地区甚为罕见。

中国自古是农耕社会，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流动是一个普遍现象。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流动高峰期，南通由于“地少人多，人口过剩”，加以地租剥削沉重，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纷纷外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淮南盐场南与南通相邻，其间没有高山大河等阻隔，理应成为南通疏散流动人口的适宜地区。但是当时南通农民实际上主要涌向了上海等大城市谋生，对淮南盐场仿佛视而不见。原因大概有三：一、淮南盐场因海势东扩，盐业衰退，无法接纳新的劳动者。二、如欲将盐场改造成农田，工程规模与所需人力、资金巨大，单个或小股农民根本无力解决。三、盐场地广人稀，却寸土有主，分属于盐商与官员等，农民亦无从解决这些复杂的地权关系。必须指出，南通农民涌向上海，主要是“南下打工帮佣，挣得收入后再回到原籍”，并未“造成通海人口的减少”，南通人口稠密的问题依然存在。

既然南通具有流动倾向的农民不可能自行进入淮南盐场，那组织他们迁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是历史上较大规模的迁移一般属于政府行为，而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对履行这一职能不感兴趣。所幸张謇不仅奉行“大德曰生”，其救国方案还颇具特色。他先办大生纱厂，又为“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建通海垦牧公司。淮南盐场由于各种因素的集合，成为纱厂棉花基地的理想区域。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便是向淮南盐场输送大量移民从事垦殖。张謇由此成为移民的发起人与组织者。

二

1901~1911年的十年间，大约有“六千五百人”自南通迁入淮南盐场从事垦殖。相比后来的迁移规模，这只是一股细流。但是分析张謇为将这股细流引入淮南盐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对于研究细流后来何以发展为大潮十分有益。

首先，选择距离淮南盐场最近的吕四海滩建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南通农民前往垦殖。这方便了垦牧公司将生产的棉花运往大生纱厂，南通农民亦只需一两天路程便可以到达公司，迁移的后顾之忧较少。由于迁移在张謇的“势力范围”内进行，流程亦较为顺畅。在前无先例、风气未开的情况下，张謇这一选择对争取移民前往极为重要。其次，动员对象包括所有南通农民，但重点争取“沙地人”前往垦殖。张謇如此决策是基于对土、客两部分农民历史传统与生活习惯方面差异的深刻认识。一、“沙地人”身上的迁移特性比较明显，土籍农民较为安土重迁。二、“沙地人”长期在沙洲上生活、劳动，与江海争地的经验比土籍农民丰富。三、“沙地人”比土籍农民受地租与苛捐杂税剥削更重，其流动性更为强烈。再次，全力解决好盐场的地权纠纷，以及移民资金筹集。解决地权纠纷是为了让移民能有地承佃。而在盐碱地上从事垦殖，还必须先开展大规模的垦务工程与农田基本建设，为移民创造起码的生产条件。上述两项又都需要大量资金，张謇全力周旋于盐商、官员间，分别耗时八年与十年将其解决。最后，制定系列优惠政策，让“沙地人”感受迁移的实在利益。例如，“契约制”，让租佃双方在事先明确各自义务权利的前提下签字画押，一经签约，公司不能随便解约。“崇划制”，规定公司拥有对承佃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交纳一定“顶手费”后，亦拥有对承佃土地的永佃权。“议租分成制”，只规定地租比例，租佃双方实际形成收益同享、风险同当的关系。

以上四方面惠民措施结合，吸引了一批最富冒险精神的“沙地人”前往参加垦殖。随着惠民措施日益完善，以及先行者对后来者的现身说法，越来越多的“沙地人”加入迁移队伍，细流逐渐成为大潮。

三

1912~1925年间迁往淮南盐场的“沙地人”数量现已无法得出精确数据，笔者取20万说，算是取其中间数，一家之言。但数量巨大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

迁移细流之所以成为大潮，除上文所述外，还与垦牧公司创办十年后获利分红密切相关。垦牧公司初创期间，淮南盐场只有垦牧一家。但公司呈现兴旺景象后，不仅各地实业家、银行家，连民国总统冯国璋、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也注目于淮南垦殖，类似公司以每年三四家的速度递增，到1925年总数达四十来家。如此规模的垦殖大潮，自然需要同样规模的移民大潮，两个大潮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各家盐垦公司竞相使出惠农新招，吸引南通“沙地人”前往。如同先辈们当年对南通新生活的憧憬，大批“沙地人”又开启了新的迁移。无数支箭头沿黄海海堤，或大小河道逶迤向北。在滚滚人流中，有单个男子独行的单帮型，集体型中则既有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族型，也有仅以地域关系组成的集体形式。但无论是最早充当先行者的“沙地人”，还是北向大潮中的“沙地人”，进入淮南盐场后，生活、劳动都相当艰苦，他们谱写的是一部充满辛酸与血泪的创业史，不少“沙地人”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与1901~1911年比较，除了规模大小不同，后期还发生了四大变化。一是迁移路程大大增加。最早的垦牧公司在“沙地人”家门口，后期的公司距南通越来越远。由于各家公司优惠特色不同，“沙地人”进入淮南盐场后一般会“货比三家”。有些人甚至用一双脚板走三四百公里，来到最北的阜宁陈家港附近安家落户。二是移民职业日益多元。前期迁移的“沙地人”单帮型较多，他们进公司后承担的都是精壮男子才能承担的重体力活。后期随着家族型“沙地人”数量的增多，手工纺织、土布贩运、蔬菜瓜果种植等职业纷纷出现。三是成分日趋复杂。前期移民清一色为农民，后期随着移民人数大增，以及对生活多样化的需求，有些工匠、商贩、花行老板、杂货店主等“沙地人”也迁往各公司所在地。另外，各公司在其所在地建邮局、诊疗所、学校等后，更多的特殊移民开始出现。四是移民与灶民冲突一度激化。移民废灶兴垦与灶民煮盐生计间存在矛盾，前期双方冲突规模处于低水平。后期随着移民大潮出现，以及大规模垦殖展开，彼此的矛盾急剧发展，一度形成新的土客之争。但冲突的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最终促使双方从偏激走向理智，和睦相处，共同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四

1925年后，大生纱厂由上海银团接管，原本依赖纱厂接济的淮南各盐垦公司陷入极大的困境。不仅进一步开发与改造无从谈起，连先前基本完成的垦务工程与农田基本建设亦因缺乏维修残破不堪。垦殖大潮无疑从总体上衰退了。

移民大潮与垦殖大潮相伴而生，后者衰退亦让移民大潮难以为继。但是，回顾20世纪初由张謇任发起人与组织者的“沙地人”北向大迁移，所建立的三大历史功绩不应为后人忘却。第一，20万“沙地人”在淮南盐场安家落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北沿海人口分布上南密北疏的不合理局面。第二，20万“沙地人”基本完成了废灶兴垦的历史任务，大大改变了苏北沿海的自然面貌。第三，20万“沙地人”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生活习尚，促进了苏北沿海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对于“沙地人”自身而言，这次北向成功大迁移又将他们祖先的迁移界限由南通向北推进到阜宁、连云港一线，谱写了“沙地人”迁移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