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天琪是我大学时代的好同学、好大哥。他离开我们几十年了。

天琪是南黄海之滨如东县南坎人。他沉着稳重，不苟言笑。他姓许，同学们戏谑称他“许大马棒”。他知道学弟们出于亲近无间才拿《林海雪原》里反面人物跟他打趣，所以总是“嘿嘿”一笑了之，从来没见嗔过、怒过。

天琪潜心读书，一有机会必手不释卷。我曾与他同寝室。他选在一个犄角旮旯的上铺，因为床头靠近那个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晚上看书方便。只要上了床，他一定翻开书本仔细阅读。任同学们嬉笑打闹，他的注意力总在书本上。他在大学里读的书肯定比一般人多，因而学识广博，理想高远。

天琪除了喜欢读书、写文章，还擅长拉京胡、唱京戏。他是带着京胡到南大上学的。休息时，他自拉自唱《空城计》《锁麟囊》等选段。京胡还在调弦，同学们就被吸引过来。他琴拉得有板有眼，很见功夫；戏也唱得字正腔圆，颇有京味。我钦佩他读高中时就勤学苦练，涵养了别人不具备的文艺素养。

1966年年末，我们和外文系俄文专业的沈家模同学同行，形成了“三人小组”。从南京出发时我们只是想趁串联的机会了解社会，并无明确的调查课题。到了北京，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我和天琪都挺高兴，因为文字改革是研习中文的题中之义。

文改会的职工知道我们是学中文的，欢迎我们入住，希望我们配合他们批斗“当权派”。当年中国文改会主任是吴玉章，主持工作的是副主任叶籁士。叶籁士也是老革命，苏州人，高高个头，白净面庞，清秀斯文，是老一辈文化人。我们不知为什么要批斗他，也不知其何罪之有，从何批起。天琪与我俩商量并取得共识：不介入。

住了几天，我们觉得这种批斗没意思，渐生去意。无意间得知一个信息，说山西晋南地区闻喜县东鲁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忠原本是个只识两百多字的“半文盲”。他用二十多天时间学会了汉语拼音，能阅读注音版的毛主席著作，还带领群众学习汉语拼音，而后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全县的先进典型。这个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觉得这个课题对得上我们的专业，对于推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很有意义，于是我们背起小背包直奔东鲁进行实地调查。

数九隆冬，北国大地天寒地冻，万物萧疏。绿皮火车经过山西介休站，上来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农民，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他挨着我坐下，听说我们去访问张良忠，他高兴了，说：“好啊，农村人不识字苦啊，你们上了大学有文化，将来出校门了，就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们欢迎。”聊得熟络了，老人打开一方小手帕卷着的钞票，拿出几张塞给我，还用长辈的口吻叮嘱：“出门少不了钱，拿着，路上花。”我坚决地推开老人递钱的手，连说：“不用不用，谢谢大爷！”老人下车后，天琪对我说：“你不拿那个老头的钱是对的，农民很苦的，而且你将来不一定能报答他。”他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

我们在闻喜站下车转乘汽车，抹黑时分找到了东鲁大队。农家汉子张良忠告诉我们，两百多年前，东鲁是荒无人烟的野滩，连个地名儿也没有。他的祖辈从山东逃荒到这里垦荒种地，建起家园，取名“东鲁”，纪念山东人垦殖了这方土地。张良忠说，新中国成立前东鲁人生活艰难，识字的人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带领东鲁人打井、修路、植树造林，打了翻身仗，成为全县农业生产的典型，成为晋南地区和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天琪私下里跟我说，东鲁有发展、有进步，但是生产、生活还很原始、很落后。东鲁人渴望文化，渴望知识。我们学到的知识什么时候才能为老百姓服务呢？

我们调查得知，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忠理解社员群众的心理。他听说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可以认字，就向人请教，二十多天就学会了拼音，能借助拼音阅读毛主席的书。他认定这是一条捷径，就把社员组织起来一起学习，吸引了许多人参加。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简易的会议室里饶有兴趣地听张良忠和社员读注音版毛主席著作。他们读得整齐、流畅，很有激情。据说村里青壮年大多数已经甩掉了“文盲帽”，有的还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少老年人也正在逐步“脱盲”。天琪亲眼看到了汉语拼音的作用，犹感兴奋，连说“东鲁之行不虚”。可惜因为时间太短，我们的调查最终没有形成报告。

在东鲁，人们用行动给我们上了一课。当晚，我们和张良忠围坐在炕几周围畅谈，享受了这里的贵客待遇——喝半杯白开水。这里严重缺水，晚间洗漱是奢望。我们被领到住处时，炕已烧暖，被褥都是新堂堂的。疲惫不堪的我们一字儿排开，美美地睡了一宿。第二天醒来看到窗纸上贴着大红的“囍”，一问才知道，这是一对新婚夫妇的婚房，专门腾出来安顿我们几位远方来客的！

第三天一早，天琪和我们背着小背包告别东鲁。张良忠送我们到村口。大路边十几个女人远远地站在那里，有老有少还有小孩，似乎在等谁。张良忠告诉我们：“她们是来送你们的。”走近一看，原来都是头一天在大队部读汉语拼音本的。她们有的用针线匾子装着红枣，有的用小篮子提着核桃，有的用搪瓷盆托着柿饼，还有的用碗盛着煮熟的鸡蛋，显然大家事先有商量，而且是互相招呼着过来的……这意外的一幕令我们十分惊讶，感动不已！

天琪真诚地对乡亲们说：“领情了，这些东西我们不好带，就不拿了。”天琪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天天念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无功受禄，不能随便拿群众的东西。可女人们硬是围上来，拽着我们的背包，往里面塞红枣、柿饼、核桃。我们象征性地拿一点算是领了情，依依告别了东鲁乡亲。

此番社会调查时间不长，收获不小。一路走来，天琪始终是我们的主心骨。他话虽不多，但总在情在理，关键时候出得好主意。短短几天，我们了解了农村对文化的迫切需求，感受了北方群众的朴实淳厚。

天琪当年与我们同行的桩桩件件，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后调至海军某部担任马列主义教员。不久身染沉疴，英年早逝。他的离去给同学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怀念。

◎樊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