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

陈金平

“陈法官，终于能挺直腰杆跟邻居说，我不是贼了！等这天，我盼了一年啊……”晚秋的风裹着梧桐叶掠过窗棂，我正伏案整理案卷，电话突然响起。七旬拾荒老人郑某的声音混着电流传来，乡音浓重的哽咽里，藏着说不出的畅快。

记忆猛地被拉回去年深秋。他攥着一沓皱巴巴的材料冲进法院时，藏青棉袄前襟还沾着洗不净的灰渍，浑浊的眼睛里烧着团不服气的火。如今听着电话里透亮的释然，我才算真正松了口气。

2023年12月28日傍晚，郑某在某超市门口发现敞口纸箱，内有小彩灯、太阳能灯笼，便一并带回。次日超市老板询问，他当场承认并愿归还，未料对方直接报警。经鉴定，箱内物品价值477元，公安机关以盗窃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后因年满70岁未实际执行。老人觉得“平白无故背了贼名”，遂告到了法院。

庭审现场，他不停地喊冤：“我就是看那纸箱搁在超市门口，风刮得哗啦响，想着许是店家嫌占地方扔的。”他声音发颤，“我要是偷，咋不翻箱倒柜找值钱的？明明白白说能还，人家不打招呼就报警！我捡废品这么多年，从没拿过人家正经东西……”

我抬头，一眼注意到他膝头的棉裤磨出了毛边，更看到他说到激动处，浑浊的眼睛泛起水光。休庭时，我递了杯热水，轻声问：“您捡的时候，没问问超市还要不要吗？”他愣了愣，低头搓着衣角：“我……我寻思放门口的就是不要的，没好意思问……是我不对。”

虽然他自己承认行为欠妥，但“盗窃”的定性真站得住脚吗？回到办公室，我盯着案卷反复推敲。关键在主观故意，即郑某是否明知物品属他人所有且仍意图非法占有？

我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老太太带着哭腔：“那灯笼我以为是坏的，给亲戚引火用了；壁灯拆了看，线路都老化，就扔了；就纸箱子卖了三块钱……要是知道值钱，哪舍得？”挂了电话，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我想起郑某庭审时说“退休工资不高，老伴儿有慢性病，拾荒贴补点家用”，想起他翻供时那股子急：“我要是贪那点东西，还能来法院告？我丢不起那人！”

七旬老人，一辈子读书人的体面，偏生被“盗窃”二字压得抬不起头。他争的不是五天拘留，是晚节，是被社会认可的清白。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得让人心服。

我翻出《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又查了类似判例。我认为，主观故意的认定，必须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包括年龄、生活经验等个体差异，判断其对行为性质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明知。郑某年逾古稀，长期拾荒形成的“路边遗弃物可捡拾”认知，与超市临时放置物品的特殊情境产生错位，这算不算“过失”？而事后主动说明、配合调查的态度，更佐证了他无非法占有的目的。

“陈法官，这案子……”助理小周有些犹豫，“公安机关已经作了处罚。”我望着墙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标语，想起郑某庭审时攥紧的双手。法律不仅要惩罚违法，更要守护人心。“启动行政自纠程序吧。”我对小周说，“该还老人一个公道。”

向公安机关发出自纠建议函那天，我特意附上了郑某妻子的证言、庭审笔录，还有我整理的“拾荒老人认知偏差分析”。半个月后，公安机关复函撤销处罚决定。郑某撤诉时，握着我的手直掉眼泪：“陈法官，我信法！”

“金棒玉瓶护太平，火眼金睛察秋毫”。看到郑某寄来的锦旗，我愣住了。郑某很用心地把我的名字“金平”嵌入锦旗中。摸着那缎面，我忽然懂了“如我在诉”的分量。若我是那个寒风里捡纸箱的老人，被贴上“盗窃”标签时，该多无助？若我是他老伴儿，看着老头子憋屈得吃不下饭，该多心疼？

“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此刻，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这张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仅卸下了老人的心病，更让我看见：司法的温度，就藏在多走一步的调查里，在将心比心的共情里，在对人的尊重里。

（顾建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