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国

清朝自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其税制基本保持不变。民国初期，主要沿用清末旧税制，“民国万税”是人们对民国时期税制繁杂、苛捐杂税众多的一种形象描述。

左起：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通县政府向汤沙庄（后为新开乡）粮户征收第二期田赋税执照，民国《南通县图志》卷五“杂办赋税”截图。

清末及民国时期税制的特点

要理解这一概念，请随笔者走近清末和民国，先了解一下这一特殊时期的税制。

清朝末年，因内忧外患，统治者再无心进行改革，其税制一直维持不变。

民国时期，具体要分两个阶段来叙述：

（一）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此时期主要沿用清末税制，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整理和改革。如对田赋进行整顿，试图规范征收；开征印花税等新税种。但由于政局动荡、地方割据，税收管理混乱，中央财政收入匮乏。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8）。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税制改革，统一全国财政，建立起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分税体系；裁撤厘金，开征统税，对卷烟、棉纱、火柴等商品征收统一的货物税，促进了商品流通；改革关税，提高进口税率，增加了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后期由于战乱频发，政府财政支出剧增，税收负担不断加重，除了正常税收外，还开征了许多临时性的捐税，如战时消费税、遗产税等；同时，通货膨胀严重，导致实际税负不断变化，民众生活困苦；此外，地方政府也随意增设各种杂税，使得“民国万税”的现象愈发突出，百姓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加剧。

有哪些“苛捐杂税”

民国《南通县图志》为民国初年张謇等主持编纂的地方志，记述的多为清光绪、宣统及民国初通州发生的事件。其“赋税志”部分亦主要涉及清末及民国初期。因此，翻阅民国《南通县图志》“赋税志”，即可了解清末及民国初年南通地区的税收状况。同时结合一些实物资料，可窥民国时期税制全貌。

清末及民国时期，南通地区主要有国省税和地方税，具体如下：

（一）田赋（丁漕或漕米）及芦课忙银，为皇粮国税

据民国《南通县图志》卷五“赋税志”记载，清末通州实行新政的同时，张詧、张謇兄弟俩，在“清光绪三十三四年间，延师教成测绘人事，测绘图成，知南通城镇、廛市、宅庐、坟墓、道路、河渠所占地之数，知实地可田之数、与田田彼此之分界”。前后用了近五年时间，绘成十分珍贵的清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此次测绘清量，摸清了南通县的土地面积，“国家岁征之赋”有据矣。

“南通县地芦则壤”，即在南通县，有多少应征税的耕地和沙地？凡能种庄稼和生长芦荻等新淤沙地都须征税或升课征税。民国元年，南通县核计田地（含沙地）10495顷多。

南通县在征收田赋时，仍沿用清时对田地进行的分级分类办法，具体为：民田分民上田、民中田、民下田，附灶渔田分上、中、下田，优免祖灶香火田（祭祀）亦分上、中、下田；另外，还包括归并海门乡中民田、灶田，划归崇明县的上田、荡田及划归昭文县地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通县政府向汤沙庄（后为新开乡）粮户征收田赋税等的图片（见图）显示，此为南通县政府向汤沙庄粮户征收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二期的田赋税，及原额芦课下忙银，再加上征收费的税票。

在税票上，征收所明确告知纳税人“税则”（如今之《税收征收管理法》），除征收正省县税外，还要收取征收费。告知收取地方费的同时，还要征特税、市乡行政费、教育费、普及教育费、保卫费、省亩捐、县警备费、建设捐、自治费、公安亩捐、农业改良亩捐、保坍亩捐、加征普教亩捐等。最后，还告知纳税人“逾限三个月每两加征滞纳罚金二角五厘”，至年度终了（未缴纳的），“每两再加征二角五厘”的滞纳罚金。由此可见，民国时南通的税费种类可谓繁多且严苛，称之“苛捐杂税”并不为过。

（二）杂办赋税

清末及民国时，杂办赋税征收之数已包括于正杂各税中。

南通县的国税旧额杂办赋税款目有：牙饷、碾饷、簖基银（对沿河簖罾征收）、牧马草场田租、公庄籽粒银、蔴膠饷（蔴丝、动物皮毛）、田房税等。

国税旧额杂税卫赋有：牙税（对牙科诊所征收）、牛驴税、海门乡洲场税、卫赋（军饷）、学租。另新增六项：关税、货物税、登凭税（此项按各行户开闭之数增减从之，如今之税务登记）、印花税、烟税、酒税等。

另据民国《海门县图志》卷十“赋税志”记载，民国时，海门县的国省税除田赋外，还包括货物税、印花税、典税（典当铺）、牙税、契税、屠宰税、营业税、烟酒税、房税、统税等。

南通县的地方税（附税）：民国二年新增带征附税，有地丁附税、芦课附税、屯折（卫赋）附税、碾饷附税、折价（对原金沙、吕四等七盐场等灶地进行折价）附税、漕粮附税、田房洲场契税附税、典税附税、牙税附税、蔴膠附税、簖基附税、草场附税；

特税：民国二年厘定特税，有花布三厘、纱厘、木厘、箔捐（祭祀用纸箔）、油坊捐、酒捐、鱼捐等，对典当铺计征典铺月捐、典铺月费及典铺架本息捐；

厘税：土产花布厘税。

另据《海门县图志》卷十“赋税志·地方税”记载，民国时海门县的地方税种类更加繁多，具体有：忙漕（田赋）附税、牙帖附税、田房契附税、屠宰税附税、鱼筹捐、轧车捐、花布二三厘、路庄折篮捐（海门县每庄纳银十圆为自治教育经费）、中资捐（清季兴学，充学务经费）、船照捐、忙漕滞纳罚金、轮船租港金、茧捐、纱捐、锡箔捐、盐斤加价（每斤盐带征半厘为教育费）、契税建设捐、牙帖建设捐、屠宰建设捐、汽车捐、自由车捐、黄包车捐、房警捐、旅店捐、茶捐、清道捐、闸捐、串捐、轮船搭客捐、地方亩捐、教育亩捐、筑路亩捐、农业改良亩捐、户籍亩捐、财务亩捐、保卫亩捐、省亩捐、防务费、清丈费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

又据1986年版《马塘镇志》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假借抗日名义，乱征捐税，设置了保卫团捐、壮丁捐、育婴捐、防疫捐、米草捐、席子捐、被单捐、洋烛捐等，捐税名目令人瞠目。

（三）盐课

提到南通的税收，不能不谈盐课（即盐税）。

历代国家财政收入，田赋而外，盐课为大宗。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课为历代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古代南通自汉唐时期开始成陆以来，因沿海及各大沙洲的海水平浅，含盐度较高，且为半日潮，利于盐业生产。自唐代开始，南通境内盐业兴起。宋、元、明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南通沿海的盐业持续兴盛，境内出现了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等南7盐场及马塘、掘港、丰利、栟茶、角斜等北5盐场，共计12盐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两淮各盐场均设盐课司（相当于今天的税务所），专司盐课征收。通境12场的盐课，约占当时两淮30场盐课总额的三成以上。

清道光、咸丰以后，因海岸线东退，南通盐业开始盛极而衰。

民国元年（1912），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因金沙、石港两场不再产盐，遂将征收额度分加于吕四、掘港两场，并裁汰金沙、石港两场。同时，将余西场并入余东场，改名余中场；丰利场并入掘港场，取名丰掘场；栟茶场并入角斜场，取名栟角场；吕四场因盐产尚丰，独立如旧。此四场各设场署，并设场长，掌管产制贮藏、监督捆运、征收场课、指挥场警等事宜。所征盐课尽归国库，为国税收入。

民国时期的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和混乱，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在此大环境下，南通地区的税负也显繁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